本文刊登於停泊棧2020年1月94期
文 / 熊恒瑂
「李先生，很抱歉，會場沒辦法讓您進入觀看比賽，場地沒有規劃這個區域唷……」小李緊握著電話的手有點顫抖，約莫兩秒後，「嘟—嘟—嘟—」的聲音從掉落在矮櫃邊的話筒內傳到客廳，電視正熱鬧地播放著球賽，但冷空氣卻布滿整個客廳，從鼻孔竄進的濕氣讓人感到寒意，如同小李此刻的心情。
假設你是小李，你會有一樣的感受嗎？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感覺？有怎樣的小劇場在你心中上演？
假設你是會場工作人員，你是抱持怎樣的心情在說這些話？又或者你是要跟小李一同去看比賽的人，而很幸運地你無須坐輪椅，得知此事後，你有什麼想法？
請正視身障者的次文化
隨著社會進步，無礙障的可及性日益增加，但從剛剛的真實案例來看，實際情形恐怕並非如此。
人與社會有著唇齒般的緊密關聯，人無法脫離社會而活。若社會是一個大系統，人就是最小單位的次系統，而其所屬的生活環境就是在社會中較大的次系統，彼此有著疆界，同時又互有交流。社會、生活環境與人的交流包括：文化、休閒、政治及經濟等層面，個人經由日常中與社會及大眾互動滿足其身心需求，也促使自己與他人、環境成長共進。
這些交流互動模式與每個人所隸屬的社群價值體系有關，比如家庭，像我家的價值觀是「讀書才會有成就」，這個信念促使我花許多時間獲取學位。當然，也有不同的職業或性別等族眾集聚一起，形成相對於主流社會的次文化；這些次文化各自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比如：女人永遠少一件衣服、做社工都比較有愛心……等。
不同族群的次文化，皆有不同學者提出論述。1960年代提出「老年人次文化理論」的Ross認為，次文化就是社會中某部分的人遵行與主流社會不盡相同的文化觀。也就是說，同一次文化團體的成員彼此會認同與共享這個團體的價值觀，例如：身心障礙團體常認為「社會大眾是歧視失能的人」。
不論我們處在哪個次系統內，仍是受到主流社會價值的影響，比方「失能的人活著沒有意義」，這個隱藏的價值觀反映在自殺與安樂死的議題上，時有所聞。當人們帶著這些大大小小的價值觀過生活，形成各式各樣的行為模式，可能因某個價值觀與信念而增加與社會的互動；反之，也會因某個價值觀或信念減少社會互動，甚至不做任何社會參與。
需要社會給予更多交流空間
不可諱言，在主流社會中，大部分的人會刻板地認為身心障礙者就是退縮或對生活不積極，亦或者是就是不斷強調自身權益的一群人。甚至在工作上，社會大眾認為身心障礙者能夠從事的職業類別也是少的，除了做家庭代工、行政文書、按摩……之外，還能做什麼呢？如果你想不到其他類別的工作，也反映出一個現象：多數人對身心障礙者的想像空間很小，當然能接納的空間相對就不大。
上述談到身心障礙者普遍認為：自己會被社會排擠，沒獲得平等的權利。這種想法有一半可能也是社會給予的，身障者與社會這兩個系統會產生交流上的困難，甚至隔閡。身心障礙者不太能融入社會關係中，較難獲得心理層面的滿足感；而社會大眾也不一定需要與身心障礙者互動，才能獲得人際或其他滿足，因此兩端存在著僵化的界線。
很遺憾卻無法否認的是，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大眾的差異永遠存在，在身心條件不平等下談論平權，如同多元性別議題般永遠爭論不休。更精確地說，主流社會提供的支持或資源，可能永遠也無法滿足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及心理需求。
「請妳看一下數字對嗎？」櫃台小姐的手剛從點鈔機離開，眼神看向正等待領錢的我。這是件平常不過的事情，然而身為視障者，我根本看不清楚。如果是你，此時你會怎麼做？當下，我並沒有告知櫃員我看不清楚，因為我並不想曝光視障者身分，也認為沒必要；而且我主觀地認為：說了並無太大差別，反而可能帶來更多困擾。我想大部分身心障礙者也曾有類似的感受，如同小李的故事一樣，種種有形無形的原因，造成許多人最後選擇「不積極與社會大眾交流」。
突破參與主流文化圈的阻礙
身心障礙次系統在主流社會中，逐漸形成半封閉的狀態；甚至有些人以完全封閉的方式來面對社會。也因此，加深社會大眾認為「身心障礙者比較退縮」的刻板印象。這些想法反映在身心障礙者的行為，可能就是消極面對團體（或公司等）制度，或是對活動、工作缺乏熱誠和動機，某些情境下更會讓人覺得身心障礙者在鬧情緒或造成他人的困擾等。除了價值觀問題外，也還可能是這個次團體中本來就存在的限制，造成無法與主流社會進行良好的溝通。
以下幾個常見的限制，皆影響著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
一、有障礙的環境
就如同小李的情形，很多場所不論是交通、照明或其他設施，都不足以提供完整的無障礙空間。另外，身心障礙者可能因無障礙設施不夠或障礙本身，造成在體能或精神上較容易疲倦，無法持久地專注，故在職場上也會讓旁人覺得容易怠惰。
二、環境條件的改變
身心障礙者多數有慣性生活模式，比如：交通工具與路線都較為固定，若環境有所變化會較難立即做出因應。延伸到價值觀上，也可能因長期待在次文化中，鮮少參加主流社會活動，以固有的價值體系生活，少因社會交流與衝擊而調整想法，造成認知的彈性空間變得狹小。
三、是否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不論職場或生活上，其他人是否有耐心等待或給身心障礙者幫助也是關鍵。比如：東西掉到地上我無法立即辨識在哪，若其他人能幫忙指引，我就比較容易撿起來。若有較好的人我關係，身心障礙者內在壓力會比較少，也較能放鬆地與外界互動，進而融入社會。
四、是否有成就感
障礙，會使身心障礙者更在意：是否被社會認同及有無成就感。主流社會較容易低估身心障礙者的能力，舉個例子：我曾與他人分享我畫的素描，旁人是感到驚訝的，無法想像視障如何畫出來，他們言語透露出的不是肯定而是難以理解與想像。雖然我很開心完成畫作，同時我也期待他人給予正面肯定。
這些主流文化對身心障礙者的既定認知，其實都無形影響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動機。而社會環境無意識地弱化身心障礙者，在質疑的同時也較難看見身心障礙者的優勢能力，兩者加乘下隔閡就難以突破。
前面提到，價值觀會影響需求的滿足。Atkinson和Herzber等曾提出人類需求滿足的觀點，認為人類需求滿足包含：基本的物質生活、自我成長、追求社會重視以及自我實現層面。
其中「追求社會重視」的確是身心障礙者非常渴望的一項，有形的重視可能是無障礙資源更普及，無形的重視則是被他人期待是有能力或被接納等。當你看到一個身心障礙者的退縮或不配合時，抑或過於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都可能反映出這樣深切的渴望。這樣的渴望，需要社會和身障者雙方共同努力才會被滿足。
協助身障者平衡工作與生活
社會要提供多少資源，才能促發身心障礙者有更多的動力去參與外界活動或積極工作呢？這有待政府和大眾深入探究。現在，我思考的是如何讓兩個系統的交流能有更多的平衡。
我的工作有時會要去到不同的案家訪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工作上的限制。有些地方坐公車的確無法到達，或者要花費的時間過久，此時我會請對方前來我的工作地點或是方便的地方，不然就請同事開車載我過去，在這兩者間適度調整、取其平衡，避免影響工作效率。過程中，我需要去了解的是在工作環境只有少數人願意協助我，當這個需求無法滿足時，我得換個方式自我滿足，當然若兩者都無法達成目的時，我也得接受現實而產生的失落，並評估自己是否能獨自到目的地。
我相信這樣的平衡是許多身心障礙者現在所需的，也可以促發與他人的合作或交流，形成較正向的循環。
回到站在銀行櫃檯前的我，幸好當時有人陪我領錢，幫我看點鈔機的數字，同時也避免掉我的尷尬，順利讓事情完成。
再回到世運會的無障礙觀賞區的故事，如果你是小李，你會有不同的做法嗎？如果你是接電話的工作人員你會用不一樣的方式回應小李嗎？如果你是小李的朋友，你會怎麼協助他去面對這個困境？能有不一樣的思考嗎？
不可否認，「障礙」永遠存在，身心障礙者永遠是少數族群，與社會大眾的差異也不會消失。它仍舊會阻隔身心障礙這個「次團體」與「主流團體」的交流。但在限制底下，讓身心障礙者得到最大的平衡與滿足感，不僅可助其更融入社會，亦能促進更多的和諧，在你我的日常中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