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泊棧| 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

本文刊登於停泊棧2020年1月94期

文 / 熊恒瑂

「李先生,很抱歉,會場沒辦法讓您進入觀看比賽,場地沒有規劃這個區域唷……」小李緊握著電話的手有點顫抖,約莫兩秒後,「嘟—嘟—嘟—」的聲音從掉落在矮櫃邊的話筒內傳到客廳,電視正熱鬧地播放著球賽,但冷空氣卻布滿整個客廳,從鼻孔竄進的濕氣讓人感到寒意,如同小李此刻的心情。

假設你是小李,你會有一樣的感受嗎?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感覺?有怎樣的小劇場在你心中上演?

假設你是會場工作人員,你是抱持怎樣的心情在說這些話?又或者你是要跟小李一同去看比賽的人,而很幸運地你無須坐輪椅,得知此事後,你有什麼想法?

請正視身障者的次文化

隨著社會進步,無礙障的可及性日益增加,但從剛剛的真實案例來看,實際情形恐怕並非如此。

人與社會有著唇齒般的緊密關聯,人無法脫離社會而活。若社會是一個大系統,人就是最小單位的次系統,而其所屬的生活環境就是在社會中較大的次系統,彼此有著疆界,同時又互有交流。社會、生活環境與人的交流包括:文化、休閒、政治及經濟等層面,個人經由日常中與社會及大眾互動滿足其身心需求,也促使自己與他人、環境成長共進。

這些交流互動模式與每個人所隸屬的社群價值體系有關,比如家庭,像我家的價值觀是「讀書才會有成就」,這個信念促使我花許多時間獲取學位。當然,也有不同的職業或性別等族眾集聚一起,形成相對於主流社會的次文化;這些次文化各自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比如:女人永遠少一件衣服、做社工都比較有愛心……等。

不同族群的次文化,皆有不同學者提出論述。1960年代提出「老年人次文化理論」的Ross認為,次文化就是社會中某部分的人遵行與主流社會不盡相同的文化觀。也就是說,同一次文化團體的成員彼此會認同與共享這個團體的價值觀,例如:身心障礙團體常認為「社會大眾是歧視失能的人」。

不論我們處在哪個次系統內,仍是受到主流社會價值的影響,比方「失能的人活著沒有意義」,這個隱藏的價值觀反映在自殺與安樂死的議題上,時有所聞。當人們帶著這些大大小小的價值觀過生活,形成各式各樣的行為模式,可能因某個價值觀與信念而增加與社會的互動;反之,也會因某個價值觀或信念減少社會互動,甚至不做任何社會參與。

需要社會給予更多交流空間

不可諱言,在主流社會中,大部分的人會刻板地認為身心障礙者就是退縮或對生活不積極,亦或者是就是不斷強調自身權益的一群人。甚至在工作上,社會大眾認為身心障礙者能夠從事的職業類別也是少的,除了做家庭代工、行政文書、按摩……之外,還能做什麼呢?如果你想不到其他類別的工作,也反映出一個現象:多數人對身心障礙者的想像空間很小,當然能接納的空間相對就不大。

上述談到身心障礙者普遍認為:自己會被社會排擠,沒獲得平等的權利。這種想法有一半可能也是社會給予的,身障者與社會這兩個系統會產生交流上的困難,甚至隔閡。身心障礙者不太能融入社會關係中,較難獲得心理層面的滿足感;而社會大眾也不一定需要與身心障礙者互動,才能獲得人際或其他滿足,因此兩端存在著僵化的界線。

很遺憾卻無法否認的是,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大眾的差異永遠存在,在身心條件不平等下談論平權,如同多元性別議題般永遠爭論不休。更精確地說,主流社會提供的支持或資源,可能永遠也無法滿足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及心理需求。

「請妳看一下數字對嗎?」櫃台小姐的手剛從點鈔機離開,眼神看向正等待領錢的我。這是件平常不過的事情,然而身為視障者,我根本看不清楚。如果是你,此時你會怎麼做?當下,我並沒有告知櫃員我看不清楚,因為我並不想曝光視障者身分,也認為沒必要;而且我主觀地認為:說了並無太大差別,反而可能帶來更多困擾。我想大部分身心障礙者也曾有類似的感受,如同小李的故事一樣,種種有形無形的原因,造成許多人最後選擇「不積極與社會大眾交流」。

突破參與主流文化圈的阻礙

身心障礙次系統在主流社會中,逐漸形成半封閉的狀態;甚至有些人以完全封閉的方式來面對社會。也因此,加深社會大眾認為「身心障礙者比較退縮」的刻板印象。這些想法反映在身心障礙者的行為,可能就是消極面對團體(或公司等)制度,或是對活動、工作缺乏熱誠和動機,某些情境下更會讓人覺得身心障礙者在鬧情緒或造成他人的困擾等。除了價值觀問題外,也還可能是這個次團體中本來就存在的限制,造成無法與主流社會進行良好的溝通。

以下幾個常見的限制,皆影響著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

一、有障礙的環境

就如同小李的情形,很多場所不論是交通、照明或其他設施,都不足以提供完整的無障礙空間。另外,身心障礙者可能因無障礙設施不夠或障礙本身,造成在體能或精神上較容易疲倦,無法持久地專注,故在職場上也會讓旁人覺得容易怠惰。

二、環境條件的改變

身心障礙者多數有慣性生活模式,比如:交通工具與路線都較為固定,若環境有所變化會較難立即做出因應。延伸到價值觀上,也可能因長期待在次文化中,鮮少參加主流社會活動,以固有的價值體系生活,少因社會交流與衝擊而調整想法,造成認知的彈性空間變得狹小。

三、是否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不論職場或生活上,其他人是否有耐心等待或給身心障礙者幫助也是關鍵。比如:東西掉到地上我無法立即辨識在哪,若其他人能幫忙指引,我就比較容易撿起來。若有較好的人我關係,身心障礙者內在壓力會比較少,也較能放鬆地與外界互動,進而融入社會。

四、是否有成就感

障礙,會使身心障礙者更在意:是否被社會認同及有無成就感。主流社會較容易低估身心障礙者的能力,舉個例子:我曾與他人分享我畫的素描,旁人是感到驚訝的,無法想像視障如何畫出來,他們言語透露出的不是肯定而是難以理解與想像。雖然我很開心完成畫作,同時我也期待他人給予正面肯定。

這些主流文化對身心障礙者的既定認知,其實都無形影響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動機。而社會環境無意識地弱化身心障礙者,在質疑的同時也較難看見身心障礙者的優勢能力,兩者加乘下隔閡就難以突破。

前面提到,價值觀會影響需求的滿足。Atkinson和Herzber等曾提出人類需求滿足的觀點,認為人類需求滿足包含:基本的物質生活、自我成長、追求社會重視以及自我實現層面。

其中「追求社會重視」的確是身心障礙者非常渴望的一項,有形的重視可能是無障礙資源更普及,無形的重視則是被他人期待是有能力或被接納等。當你看到一個身心障礙者的退縮或不配合時,抑或過於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都可能反映出這樣深切的渴望。這樣的渴望,需要社會和身障者雙方共同努力才會被滿足。

協助身障者平衡工作與生活

社會要提供多少資源,才能促發身心障礙者有更多的動力去參與外界活動或積極工作呢?這有待政府和大眾深入探究。現在,我思考的是如何讓兩個系統的交流能有更多的平衡。

我的工作有時會要去到不同的案家訪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工作上的限制。有些地方坐公車的確無法到達,或者要花費的時間過久,此時我會請對方前來我的工作地點或是方便的地方,不然就請同事開車載我過去,在這兩者間適度調整、取其平衡,避免影響工作效率。過程中,我需要去了解的是在工作環境只有少數人願意協助我,當這個需求無法滿足時,我得換個方式自我滿足,當然若兩者都無法達成目的時,我也得接受現實而產生的失落,並評估自己是否能獨自到目的地。

我相信這樣的平衡是許多身心障礙者現在所需的,也可以促發與他人的合作或交流,形成較正向的循環。

回到站在銀行櫃檯前的我,幸好當時有人陪我領錢,幫我看點鈔機的數字,同時也避免掉我的尷尬,順利讓事情完成。

再回到世運會的無障礙觀賞區的故事,如果你是小李,你會有不同的做法嗎?如果你是接電話的工作人員你會用不一樣的方式回應小李嗎?如果你是小李的朋友,你會怎麼協助他去面對這個困境?能有不一樣的思考嗎?

不可否認,「障礙」永遠存在,身心障礙者永遠是少數族群,與社會大眾的差異也不會消失。它仍舊會阻隔身心障礙這個「次團體」與「主流團體」的交流。但在限制底下,讓身心障礙者得到最大的平衡與滿足感,不僅可助其更融入社會,亦能促進更多的和諧,在你我的日常中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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