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害的議題中加害人跟被害人個案我都有接觸，你說這會讓我混淆還是感到困擾嗎？其實還好，不過會發現在加害人跟被害人的主觀裡對案件的理解天差地遠，加害人也常認為自己是被害者，被貼上性侵害（騷擾）的標籤是場惡夢，他們常認為現有的法律、制度對其不公，有道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大家為自己辯護時都是很有道理。
在團體中加害人常認為沒人體諒他們的處境，法官如此，心理師也是如此，所以說做性侵加害人的治療很容易陷入矛盾的困境，有時他們也會透過此來轉移注意力以避免討論其自身案件及議題，逃避是常見的現象。
我認為這雖稱為團體治療但如果以制度來看，「監控」的意義大於「治療」，至少我個人是這麼看，其實連參加團體的成員也是如此感受，有些甚至認為制度是有害他們回歸社會，不可否認的這的確會有影響，但為政府何要如此監控他們呢？！
我認為設跟社會安全也有關，且性侵害（性騷擾）再犯率很高，而且否認程度也高，以團體目標而言就是評估再犯風險(至少現在是這樣)，問題是當加害者不認為犯案時是有什好評估、好治療的？既然不認為犯案那有必要治療嗎？光是否認這件事就可以在團體中搞很久。
雖說表訂的治療目標是要改善這群人的心理議題，但實際上的操作都是在討論犯罪動機、再犯預防這些，所以個案們有些不懂為何要一直上一樣的團體內容，最近，面對這樣的詢問我也直接說了上課就是評估再犯風險為主，心理議題治療為輔，以現有制度來看若我自欺欺人的說我們是在做心理治療，真的是騙不過個案，若他們相信了也會對治療產生偏見、誤解，其實很沒意義而且他們本身對心理師及政府單位的信任程度就很低，沒好感居多。
在團體中我常感覺進到另一個世界中，有時我會認為同理加害者是困難的，因為他們很容易把心理師的同理變成合理化其行為的擋箭牌，我只能說他們的怨氣很重，在司法制度中受到的傷害有時也不會比被害人少，所以他們通常是加害者跟被害者雙重角色混在一起，其心中的情緒變化是非常複雜且具攻擊性。
寫這篇純粹是有感而發，我們期待的性侵害加害人治療到底是什麼？實際上能做到什麼？法規制度到底怎麼影響這群人等等，其實都很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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