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7日更新]
這個反思是在106年寫的,當年沒有發表,我現在重新修改並發表在這當作專業紀錄吧!本人於民國100年開始帶領性侵害加害人治療團體,因每次團體成員的特質、能力、案件內容等皆不同,因此表達性藝術治療模式歷經不同階段的修改與思考,期待更適用於性侵加害者的團體案。
初始的團體方案設計
剛開始設計團體方案時以後現代的敘事治療理論為基礎,表達性藝術及遊戲為輔,第一次的團體是我與另一個心理師一起合帶,我帶的時候主要是探討團體成員們的家庭關係,以層層的問話堆疊對話。團體後來還討論兩性關係與案件,前者是了解成員的性經驗與跟女性的互動狀態,這是由另一個心理師帶領,他採認知治療的方式進行,後者的案件討論以遊戲的方式進行並由我帶領,我是以認知模式的情緒、想法與行為理論概念來架構。案件討論的方式是由領導者先將每個人的案件分成5至6的步驟並打亂排序。先請團體成員分為三組,並以匿名的方式讓每組的人拿到其他組別的案件(每一組都不會拿到組內的案件內容)。每組先討論該案件並排序出前後順序,且在每個步驟皆討論出該階段加害人的情緒與想法,討論完後由每組輪流分享並對話(由我或其他成員提問並回應),每組都分享完後(若成員有8個會進行3輪),最終由成員們針對每個案件投票,即哪一份案件為哪個成員的案件內容,最後由領導者公佈結果。
團體觀察與帶領上的困難
我在使用敘事的問話時遇到的困難是敘事的問話對成員們來說太抽象,成員們因其認知上的限制有時無法真的理解問題。當然,過程中也有好的經驗,例如:在訪問A成員的早期經驗時,理解其曾經想自殺的意圖及與父親關係的疏遠對他的影響等,A成員本來在團體中以沉默者的角色自居,自該次訪問後,他的參與度有提升且會主動發言,而B成員則在團體中關懷與照顧A成員,此連結感亦持續發生在團體外的監所生活,比如:其他成員有點心或電視等物品會邀請並分享給A成員。團體進而有凝聚力與人際互助因子發酵。
另外,C成員也讓我印象深刻,其剛開始進入團體時表達上是無邏輯性(其有腦傷問題),畫的圖也是無次序感,外表也很邋褟(不修邊幅),但在團體後期時他外表明顯變得乾淨整潔,整潔度改善很多,而且其畫的圖開始變得有邏輯跟結構性,這並非其「變聰明」而是創傷經驗被修復進而改善了認知功能,也許其在團體中仍有其人際互動困難,表達能力仍待加強但對其生命品質而言是有意義的,這也是團治療可以帶給性加害者的禮物。當一個人的創傷開始修復其感官功能就可能有所拓展,這時思考如何再犯預防才有實質的價值。
人經歷創傷後其情緒會凍結,有些人則是反應變慢或是扭曲訊息(記憶力也可能下降),所以片斷的解讀訊息是常見的。另一方面,團體成員因參加團體而產生的焦慮感會因抽象的對話而更焦慮,可能產生退縮並回到沉默者的角色,這可從成員較無主動回應得知。
這個團體中有幾位成員的認知扭曲嚴重,有時甚至無法對話,例如:D成員在談及其與太太的關係時,完全無法聽到治療師的聲音而不斷重複自己想說的,好像他戴了耳機一樣,完全堵住任何訊息進入,在此狀態下「治療」或「對話」沒有任何用處,這也反映出性加害者的創傷跟其犯案有關。
若只純粹透過「語言」很難真正跟成員們心靈上有連結,因為語言是他們最弱勢的地方,卻是治療師最強勢的地方。因此,團體互動容易造成成員們的挫敗感。挫敗感在性加害者的生命歷程中是家常便飯的事,需要思考的是我們需要在團體中再次地讓他們感到難堪嗎?而這也是我開始思考再犯預防模式的不足,進而產生希望能設計新的治療方案的原因。
未完待續…
後記:
這是我第一次帶的團體,也是我做團體的起點,以現在眼光來看,當年帶的並不好,有時會花太多時間在同一個成員身上,不過,很高興的是團體對成員們還是有些幫助的。